我的第二位恩师，是沈九香沈老先生。那时我在校已经是文章满篇的高年生了。并不知道全县有数的名儒的名字，只知道我们的校董特别郑重地礼聘一位三山书院的老先生来教学，大家只叫老先生而不名。

　　听说老先生15岁就考取了秀才，是末一科的举人，科举废除断了上进的道路，一辈子以教读为业。他年龄比谁都大，嘴上颏下留着长须，蓬松中开一个黑洞，是缺了几颗牙齿的大口，对顽皮捣蛋的我们大声吆喝：“啊……嘻!”大家连忙闷着脑袋窃笑。

　　校董对他特别优待，他起得迟，每天上午第一课都排不到他。他起来了，校役端了洗脸水到他屋里，然后独坐中厅会客室兼教师餐厅的独立金鸡的花梨木圆桌上首，吃他单独的早餐，一碗白米粥，两条油炸鬼，一个咸鸭蛋，这是别的教师不能享受的。

　　因为他上课老对我们“啊……嘻！”开始我们都不大喜欢他，同班同学朱振钧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叫“老胴头”，大家背着他就叫“老胴头”。

　　我们这个小学，除按照新学制规定的课程，外加一门读经。老先生来的时候，我们已读完了《论语》。我们对“学而时习之”、“吾日三省吾身”都没有什么反感。老先生一来就开始讲《孟子》，第一课就是“孟子见梁惠王、王曰叟”。我们听到有腔有调念出这“叟”字，都偷偷地笑了起来，这叟不正是这位老先生了。特别不喜欢孟子的“予岂好辩哉，予不得已也!”讨厌他老是爱和人顶杠，还骂人：“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！”杨子为我，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，有什么不好，为什么一开口就骂人禽兽，太没有道理了。他还教我们宋儒吕祖谦的《东莱博议》，是专门驳斥左丘明的《国语》的，反正是跟人唱反调，不使我们欢喜。

　　但他念古文的声调却把我们迷住了。开头他一念，我们就忍不住笑，慢慢地，体会到高低轻重、抑扬顿挫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变化，感受到文章的所谓“气势”，而发生了美感。我们每月两次作文课业，很快地有了进步。从此不仅仅做“人生于世……”的新八股，而且能用满格的红卷子写出自己的意思来了。

　　记得校董家的一位姓张的亲戚，在乡下遭了盗劫，把家搬进城里，九先生陪他来参观学校，忽然发生奇兴，由他主持来了一次作文比赛，出的题目是《试述诸生之志》，头奖是十个铜子，却被我捞到了。我只记得内容：“为人臣则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为武将则执干戈以卫社稷，战死沙场，以马革裹尸……”那样的话，全都是从诸葛亮、马援那儿抄来的，居然得了这样的批语：“冠冕堂皇，袍笏登场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，老夫将拭目以俟之。”幸而这位老先生年龄大了，没见到我没出息的经历。只是吹吹牛，骗到了每一笔稿费。

　　总之，那时学校和家庭的定评，我的功课正在上进。偏偏我姐姐从小得了羊痫风，动不动突然厥倒，倒在地上口吐白沫，而我父亲是特别爱女孩的，为了给她治病，决定全家迁居上海，去时我在学校请了几天假，初次遨游了向往已久的洋场，然后由我舅父带我独自回乡，继续校课，而且成了寄宿生。寄宿生很少，就在西小院西厢的平房间，和留校的教师合住一起。他们大都是与朱家有点亲戚关系的乡下地主的子弟。受我父亲的重托，学校安排我住在东房南室，一室三床和老先生同房，正面是老先生的床。左右两床是我和同学叶宗泰，恰巧这叶宗泰是老先生的外甥，也是受到特殊待遇的。

　　我生平第一次离家，生活自理，只在周末到叔父家去，让叔母照顾我的冷暖，吃顿好的，换换内衣，可我还是爱上学校宿夜。寄宿生平时还有夜自修，黑漆漆的窗外，有时也有先生来巡视。可每天下午一放学，学生都走完了，教师们也有自己的事，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吃过晚饭，天色尚明，后院更成了我们大吵大闹的乐园。这儿两侧楼上全是藏书，霉天得搬到院里晒书，晒书时把外边木行的木材，搬几条细小的架上木板，到晚再把书搬回楼上。架就空留着。

　　于是木材就成了我们的游戏工具，架在树丫杈上成了跷跷板，两个人一上一下地蹬起来。细木材经不起压力，咔嚓一响，断了一条。

　　这可闯了祸了，明天发现查问起来怎么办。有人出主意将断木头塞进楼梯下的地板洞，再出去到广场偷一条相同的木材。这旅程不算近，还得过几个关口，不让校役和老师发现，偷窃居然顺利成功，就是不知道地板洞的断木，后来是否被发现，还是永远烂在地下了。

　　当我们干这鸡鸣狗盗的行为时，老先生一个人却在宿舍里点了一支红烛，在审批我们的作业，他一边用朱笔改动我们的文稿，一边用挂在大襟扣子上的小玳瑁梳子梳理着胡子。我们出了一身大汗，一点不敢作声，轻轻脱衣上床。他用一套三叠不及一尺高的小屏风，三面遮住了烛光，免得妨碍我们的睡眠，继续批改我们的作文。我们一觉睡到天亮，是起床的时候了，便坐起来穿衣服。撩开帐子，临窗的书桌上，红烛依然点着，老先生的朱笔，仍在继续地工作。

　　“老先生，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呀？”

　　“这，这就完了，这就完了。”

　　原来为了我们高年级的一堂作文课，他整整地熬了一个通宵。

　　那回坐镇我们自修室的正是老先生，他给我们发还作业本，并不在桌上一放，让学生自己领去，而是一个个地把我们叫到身边，把你的本儿打开来，指着朱笔修改的行格，一句一行地向你说明。为什么这句用错了，这个字要那样改动，为什么这儿前后句，画上勾勒，颠倒过来，语气便顺了。然后说明他的总评，指出哪点有了进步，哪点上次已经指出，这回又犯了老病，下次必须改正，最后批了一个行书的“然”字，是他的阿拉伯数字：85分。

　　正是这位老先生，给一辈子以文字为生涯的我，打定了最初的基础。我不用功，读书最是粗心大意，到今天仍写错别字，让人指摘。

　　可从小爱上了书，直到无书不读，在暑假里，室内石板地上摊一张草席，津津有味地读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，和这位老先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我读完高小，又在学校进修了一年，一直到离开学校，还是爱舞文弄墨，这兴趣也是老先生感染了我的。

　　后来我去上海当学徒。回家探亲，上学校拜访老师，老先生已经回家养老去了。不久，知道他无疾而终，说他一辈子没害过病，生活挺有规律，在家里也一样，那天还高高兴兴和一家人共进午餐，独自回房午休。为什么今天到时候还不起床呢，媳妇进房探望，他已经一瞑不醒，安然地享受了真正的安乐死。